翻开古代中国的历史典籍与舆图文献，会发现一条道路，它起自秦咸阳、汉唐长安城，经轵道、霸上、芷阳、蓝田、峣关、上洛、商州、武关、丹水、淅、郦等地至宛城。这条关中地区连接荆襄、江淮以至吴越、岭南距离最短的交通要道，影响辐射了大半个中国，在古都咸阳、长安与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沟通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秦、楚称呼影响久远，后人往往称这条道路为“秦楚古道”。这条道路的大部分路段，蜿蜒穿行于群山之中，长达六百里。华夏先祖开辟于远古的这条道路，虽然不同时期、不同路段有不同的名称，却承载着相同的历史记忆。

为完成“秦楚古道”系列采访，自2012年秋开始，记者数次从咸阳向东出发，经汉、唐长安城遗址，寻觅秦汉古驿亭轵道之后，沿着霸水经秦邑芷阳登上白鹿原，在蓝田东离开霸水谷地，从坡底村徒步进入秦岭，过峣关，翻越峣山，经蓝桥镇，之后驾车穿行于秦岭，进入丹水谷地。继续东南行，经商州、丹凤、武关、南阳（即古代宛城）、邓州，抵达襄阳，一路探寻古代中国交通发展、社会治理以及文明演进的历史踪迹。

云横秦岭过峣关

晚秋时节，霜降至，“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记者同几位历史学者出西安，在霸上探寻轵道驿亭。

霸上是咸阳、长安城周边防御的战略要地，也是关中腹地长安、咸阳东通燕齐、南到吴楚的门户。《史记》记载，秦二世三年（前207）八月，刘邦军十万，自宛西进，破武关，战蓝田，兵至霸上，秦王子婴降于霸上轵道旁。

“作为一条开辟和使用已久、至今仍为现代交通网络组成部分的道路，不必绕道中原，而是越过秦岭（南山），直接沟通关中平原与南阳盆地、江汉平原之间的联系，是这条交通线的最大优势；地质时期秦岭构造带中间的巨大断裂带，适宜人类生存的商丹盆地、洛南盆地、西峡盆地，是这条道路所依托的地质基础。”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侯甬坚，用手扶了一下眼镜，厚厚的镜片后面，深邃的目光凝聚在眼前的秦岭之上。

丘壑连绵的霸上紧邻蓝田秦岭。千百年来，秦岭被称为“南北之阻”。而今，数条在山峦与江河间穿行的高速公路跃过秦岭，玉带般的通途从崇山峻岭中蜿蜒伸向长江以南的中国。

距离辋川不远的蓝田坡底村，竖立有一座黑色的文物保护碑，上书“蓝关古道（峣山山梁段）”。中年以后的王维隐居于秦岭终南山下的蓝田辋川。辋川因王维而被世人所知。“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丘壑漫寒藤。”杜甫诗句中的“蓝田”，是指秦岭北麓的蓝田山，蓝田产美玉，因周礼“玉之美者为蓝”，故得名蓝田，而“王右丞”正是王维。

带着帐篷和干粮，我们徒步进山探幽古道。

峣山上一条石块铺就的古老路面，宽约两米，坡度不陡，沿着山梁，之字形盘旋向上，不断拔高。沿途的山涧小溪，都有石块垒砌的石桥。道旁的一侧是峭壁悬崖，灌木丛林深处隐藏着摩崖石刻：“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没有落款，也没有年代。这是王维的《山居秋暝》。树影萧萧，青石冷月，一条古道已在此静立千年。

秋幕逐落，层林尽染。行走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脚下全是落叶，簌簌作响。侯甬坚教授提醒我，下脚之前要确认树叶下的路是否实心，避免踩空。古道两侧的树木既高又密，两个人隔着两米远，都不一定能看到对方。山脚见到的大多是杂木林，登山拔高一两百米后，出现大片槐树林。海拔一千米以上，槐树林逐渐消失，出现茂密的松树林。笔直挺拔的松树，高度有二十多米，挺立在晨曦的薄雾之中。

夜雨洗净了松林，空气清爽宜人。脚下松针绵软，目之所及，所有植物的枝叶，都饱含着雨水，闪烁着亮晶晶的雨珠。沿途不断有水珠洒落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帽子、裤脚和衣袖，都逐渐湿透了。

“停骖问前路，路在秋云里。苍苍县南道，去途从此始。绝顶忽上盘，众山皆下视。下视千万峰，峰头如浪起。朝经韩公坡，夕次蓝桥水……”这是元和十年（815），白居易经韩公堆驿出蓝田县至蓝桥驿，在山中的真切体验。千年之后，我们亦有同样的感受。登上峣山口，视野豁然开朗，南侧是连绵的群山，北侧是一望无际的关中平原，而不远处就是峣关。

峣关关口地势险要，两侧的山岭高几十米，形成了天然的狭窄通道。关口前方是缓慢的下坡路，通往蓝桥驿。三十里古道上分布有众多遗迹，七盘关、乱石岔、鸡头关、筝坡关、十二坡、风门子和六郎关组合成一条军事防卫线。《汉书·高帝纪》记载，新立秦王子婴“遣将将兵距峣关”，“沛公引兵绕峣关，逾蒉山，击秦军，大破之蓝田南”。

蓝桥河西岸，清水河口至甘塘一带，约3500米长的崖壁上，分布着55处壁孔、26处底孔的古栈道遗迹。根据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子今的研究和调研，古栈道形式分为两类：一类“千梁无柱”，另一类“其阁梁一头入山腹，其一头立柱于水中”。在原先路面较宽的地段，立柱往往多至数排。现存东汉《析里桥郙阁颂》所记“缘崖凿石，处稳定柱，临深长渊，三百余丈，接木相连，号为万柱”碑文，反映了密集的河谷栈道遗址从张家坪以东魏家沟口起，行经上石家、大岔口、栗村坪至柿园子之间，可以作为考察“千梁无柱”栈道修建技术的参考。

蓝关古道蓝桥驿

距离长安约百里的蓝桥驿因临近蓝水之上的蓝桥而得名。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蓝关古道上众多驿站中最有名的驿舍。由于秦汉蓝关道是长安去往江南的捷径，到盛唐时，其已发展成为沟通长安、商州、邓州、荆襄的主要道路。中唐以后，江淮粮食也主要由此道漕运转关中。唐人奉使、贬谪、赴考、游历，从长安往返江南多经蓝桥驿。离京者，启程第一宿，返京者，旅途最后一宿。诗人韩愈、元稹、白居易、刘禹锡和柳宗元多次路经蓝桥驿，留下了千古佳句。

“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这是白居易《蓝桥驿见元九诗》的诗句。元九指元稹，白居易经过蓝关古道蓝桥驿时，见到了元稹之前的题诗，于是回题了此诗。

古道，承载着历史的风云变幻。站在蓝水岸边，山风呼啸，河水滔滔。记者眼前仿佛又浮现出一个个似曾相识的身影：攀山而上的韩愈、春风得意的元稹、亭壁挥毫的白居易、并辔而行的刘禹锡和柳宗元……

元和十年一月，从江南返回长安的元稹，在蓝桥驿墙壁上题了首诗，留给要二月才能经过的柳宗元、刘禹锡。五个月后，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路过蓝桥驿，翻身下马，边摩挲边看元稹的题诗。四年后的冬天，韩愈也从这里经过，站在山巅之上，四周群山逶迤，关下仅有一道相通。风雪满天，白雪皑皑，天寒地冻，幼女夭折，他看着茫茫冰雪覆盖的群山，发出“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感叹。

在这“千岩作锁，万障为栓。难图其形，莫状其秀”的险峻中，诗人和众多商旅行人或告别长安，南下荆楚；或回道帝京，家人团聚。蓝关、蓝桥驿本身的地理区位特性与文化特征，使人们的感慨自然流于笔端，抒发出思绪万千的千古情怀。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徐卫民介绍，由蓝桥驿继续溯蓝桥河而上，经牧护关翻越秦岭梁，顺丹水支流七盘河至黑龙口，再沿丹江河谷而下，经麻街至商州，又东南行经丹凤后，离开丹江河谷，穿越丹江北丘陵地区，经桃花铺、铁峪铺可以到达武关。

如今这段古道的遗迹已很难看到，现代公路顺着古道绵延而上。我们驾车欣赏层峦叠嶂、云横秦岭的山水美景，已不同于古人长途跋涉、舟车劳顿的艰辛。

苍茫群山间，曾经的古关，雕刻着历史的过往，挺拔着骄傲的脊梁；曾经的古道，承载着商旅的悲欢，蜿蜒盘桓于山涧。随着历史的推移与社会的变迁以及现代交通高速公路的发展，高架桥与隧道的连通早已使那条曾经繁华的古道隐落在萋萋荒草和茫茫大山中。如今，蓝桥驿同青泥驿、蓝关驿、桓公堆驿、蓝田驿、翟平驿、故京驿、五松驿等古驿站早已湮没于历史的烟尘中。

秦楚咽喉武关道

蓝关往东南方向的道路在史籍中通常称为“武关道”，这条古道行经的丹江川道曾为秦、楚两国反复争夺。“朝秦暮楚”的典故就源自这一区域，因为双方阶段性的拉锯战，以至于有的地方一日之内便易手。

道路交通系统的完备程度，与古代国家的防御能力和行政效能息息相关。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曾一度取得了当时险要隘口少习关的控制权，将其改名为武关。武关东西距离关中平原和南阳盆地都是130公里左右，是关中地区经行秦岭进入江汉平原直线距离最短的通道，被誉为“秦楚咽喉”。凭此地利，秦占据了主动权。秦孝公时期，卫国公孙鞅以大败魏军之功，受封商於十五邑于此，也因此得名“商鞅”。秦孝公将孙鞅封地定于秦楚边疆，不无借商鞅之才开疆拓土的想法。

武关道上最著名的关口当属“武关”。秦昭襄王时期，秦将白起出兵“武关道”，占领楚国宛城以及郢、邓，在汉江以南的襄阳一带设立了南郡。后来，秦将王翦率兵10万，出武关，攻陷楚都，楚国灭，秦国“南阳郡”郡治设在宛城。秦统一六国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南阳郡、南郡隔江相望。秦始皇曾4次出巡东方，其中3次通过武关道出入武关。在西汉时期，大将周亚夫率军出武关，平定“七国之乱”。

武关与函谷关、萧关、大散关并称“秦之四塞”。城墙略呈方形的武关遗址，位于丹凤县东武关河北岸，南临深涧，北接山原，东门“武关”二字赫然在望，西门“三秦要塞”彰显霸气，“险要之势，得之天成”。

1984年、2001年，王子今教授曾两次考察武关道。他以武关城出土的“武侯”瓦当证实了丹凤武关镇就是汉代武关的所在，还引用地湾汉简“武关侯杨□”的简文丰富了学界对武关侯的认知。

完备的道路交通系统是大一统国家形成与存在的首要条件。梳理王子今的《秦汉交通史稿》，有许多武关道相关内容。秦实现统一之后，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以“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急切需要加强道路交通以巩固统一。在战国交通的基础上，秦帝国致力于全国交通网的建立，“决通川防，夷去险阻”，通过修整与沟通，将原来各国道路统一纳入全国规模大范围的交通系统之中。在秦始皇时代，武关道这样的主要交通干线纵横交错，结成了全国陆路交通网的大纲。

通过考古发掘所发现的秦汉道路遗迹多呈中央高、两侧低的形式，以利排水。调查和发掘简报中常将其描述为“呈鱼脊形”“龟背形”“断面呈弧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瑞告诉记者，栎阳故城中的古道路遗迹，路中与两侧高度差达20—30厘米。驰道则表现出更高级的形式，即经多层夯筑，使整个路面高于地表。这种厚筑路基以保证土质道路具备良好排水性能的方式，较西方要早许多年。 

秦汉时期在主要交通道路上设有驿亭。据《晋书》载，自长安至于诸州“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者取给于途”。《隋书·地理志》载，上洛郡商洛县有“关官”。严耕望先生所著《唐蓝田武关道驿程考》显示，当时自长安至襄阳一共有23个驿站。洛源驿、棣花驿、四皓驿、青云驿、桃花驿、武关驿、层峰驿等，“每驿设驿长一人，驿夫若干人，一县之驿由县令兼理”。驿有驿田，备有车、马、船等以供使用。《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凡关有驿道者为上关”，武关为上关，“上关令一人，从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其主要职能为“掌禁末游，察奸匿”。贞元（785—805）年间，商州刺史李西华又于武关道广设“官舍”，以接待过往官员。

大一统的国家治理体系使得生产组织管理方式获得巨大进步，四通八达的道路交通推动整个社会飞速前进。“唐王朝承平近三百年，武关道的主要作用在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南北沟通。贞观（627—649）、开元（713—741）年间，长安与江淮之间的交通往来，除贡赋物资及笨重行李，要取道黄河、汴水和渭河漕转外，官民商旅往返多利用这条古道的便捷条件。”侯甬坚教授说。

山势分开秦楚界，水声流尽汉唐人。“远别秦城万里游，乱山高下出商州。关门不锁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唐代诗人李涉此夜投宿武关，古关静夜，溪水潺潺。 

水旱码头龙驹寨

秦楚古道自商州以下可以行小船，自龙驹寨就可以行大一些的船，这就形成了水陆两路经达汉江沿岸的交通路线。陆路行经路线是出武关，经过豫陕分界至南阳盆地，复向南行。水路即顺丹江而下至襄阳，再至他处。若以南中国为目的地，那就水陆两路汇齐到汉口，浮江而下，在丹阳登岸，再东南行至会稽山，折北行达吴县，后又北行至琅琊。也可由长江入湘水，通过灵渠入漓水转珠江，最后到达南海郡治番禺。这条水陆相接的大通道，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连接为一体，网络了大半个中国。

作为最廉价的运输方式，水路航道的发展一直被古代政府所重视。由于丹江流域的人口不断增加，社会经济得到发展，秦楚古道出现了丹江沿岸最大的水陆码头龙驹寨。“龙驹一镇，康衢数里，巨屋千家……是以百艇联樯，千蹄接踵，熙熙攘攘……”

贾平凹在《龙驹寨》中说，龙驹寨就是丹凤县城。知道商州的人不多，但能知道商州的，也便知道龙驹寨了。龙驹寨的船帮会馆位于古寨城西南隅，因建筑宏伟华丽，其中又祭祀着丹江水神，故俗称“花庙”。穿过会馆，走进龙驹古寨老街，浓郁楚风徽韵的建筑映入眼帘，一排排青砖黛瓦马头墙向东延伸着，艳阳洒满十里老街，没有过多喧杂，反衬出老街的安逸与恬静。

乱山高下，云掩商於。棣花老街、堡子村、老君殿、古城村、鹿池坪、过风楼、新开岭、吊桥岭等处尚有小段宽约3米的古道遗迹，入村穿镇等重要路段铺以条石或卵石。旁支的石质碥道宽约2米，以石为栏，每隔一段就有行旅歇息的简易设施。

商洛道常因夏秋多雨、山洪暴发而路阻，中国历代均十分重视这条干线的设施及维修。唐贞元七年（791），商州刺史李西华拓宽商山道，又别开偏路以避水患，役工十余万，修桥道，起客舍，从商州西至蓝田，东抵内乡开新道七百余里。诗人李商隐曾写过一首《商於新开路》，盛赞这一壮举“更谁开捷径，速拟上青云”。

“秦汉时代，重要的交通干线已通达各主要经济区，由东向西在彭城、荥阳、长安结成交通枢纽；此外，又有疏密交错的交通支线结织成网，形成全国规模的交通系统，其中有的支线在历史演进中又发展为重要的干线。有些看起来并未形成明确线形结构的道路，也在交通生活中发生着重要的作用。”王子今认为，秦汉陆路交通网的形成，不仅对于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为后世交通道路的规划和建设确定了大致的格局。

秦汉道路四通八达，布局亦较为合理，许多线路选线十分精确，至今仍为现代道路所依循，这与筑路人员善于征服山险，熟悉当时山区环境紧密相关。对山川道路有如此清晰、精确的认识，除通过直接测量外，或许还要使用汉代数学名著《九章算术》中记载的立表法、连索法、参直法，以及三国时魏人刘徽著《海岛算经》一书中的重表、累矩、三望和四望等测量方法。

侯甬坚教授表示，在经济地理学的区域—城市关系研究框架里，关中平原的西安和南阳盆地的南阳、江汉平原的武汉，在交通运输上互为对方的目的地，二者的关系疏密程度，可以通过历史上秦楚古道交通运输地理学的研究加以探讨。

记者手记

从道路交通变化看人类文明演进

人必须组织起来才能生存。秦楚古道的古今变化表明，人类不是被动适应环境，而是借助团队协作进行有组织的生产活动来适应环境。人类文明的实质是人类生产、生活的组织方式。秦楚古道沿途出土的古人类化石和遗址，为多学科研究人类文明演进提供了支撑。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鲁迅先生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直立行走，告别森林，人猿揖别，人类文明的演进从组织协作开辟脚下的路开始。

“秦楚古道”所在的洛南盆地，为研究不同时期古人类生存迁徙与环境变迁，提供了难得的基础资料。“蓝田人”指秦楚古道蓝田关附近公王岭和陈家窝两地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直立人化石。公王岭的远古人类，居住在850—1100米高程的黄土岭区；陈家窝的古人生活在450米高程的灞河阶地。1994年，西北大学教授薛祥熙开始主持洛南盆地洛南猿人考古发掘工作，“洛南猿人”位列1997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榜首。经考古论证，距今100万年左右的“洛南猿人”与“蓝田猿人”同宗同源。

交通史是历史总进程的一个重要侧面，在人类文明史的进程中，道路交通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早在人类历史的初年，远古先民们在艰难的环境中为求得生存发展，往往不得不辗转迁徙，跋山涉水，披荆斩棘。人类正是通过翻山越岭般的迁徙，才实现了文化的交流。

在人类文明社会早期，原始人类主要靠步行来相互走访联系。早期道路的发展，形成人类文明在这个星球上留下的最初的印迹。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夸父追日、愚公移山等故事，借助神话的方式使人类早期开拓道路的英雄事迹薪火相传。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道路交通的进步总是同人口和需求的增长、生产力的发展、文化的演进有着密切关联。

洛南盆地自古即有“间道出入，险而便捷”之说，主要间道均系南北走向，其中洛南至商州的道路，就是自西周逐渐发展起来的秦楚古道东北支线，说明周代洛南盆地已有古道连接关中盆地。随着山区与外界的商业交往增多，山区的间道、驮道和水上运输也增加了，从而促使山区经济因内外交流而趋于兴盛。如今“崎岖古共闻”的古道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驾车从蓝田出发，沿沪陕高速公路4小时就能到达湖北襄阳。

秦楚古道几千年的兴衰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历史和文明的演进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1月11日第25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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