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制度，在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14年11 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将于2015年5月1日起开始实施。
一、《行政诉讼法》修改的背景
《行政诉讼法》于1989年由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这部被称为“民告官”的法律实施以来，在解决行政争议，推进依法行政，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官民纠纷诉诸法院的“缓冲地带”。但是近年来，随着公民权利意识、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和舆论社会监督力度的不断加大，行政诉讼案件在逐年增多，人民群众对办案水平、办案质量等的要求更高，行政诉讼“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等问题日益突出；一些行政机关千方百计不愿当被告，法院也不愿受理，导致大量行政争议未纳入复议和诉讼的法制轨道，而进入信访渠道，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信访不信法”的情况。据有关部门统计，2013年，全国信访系统接待超过1000万人(次)，其中涉及到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有争议的超过600万件。可同期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不到14万件，行政机关自我纠错的行政复议受理也不到10万件，二者共占当年行政纠纷的4%。有96%的行政纠纷没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行政诉讼制度社会认可度不高。为解决这些突出问题，适应“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的新要求，修改《行政诉讼法》势在必行。
二、《行政诉讼法》修改的主要内容
（一）监督公权力，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原行政诉讼法规定：“具体行政行为”之外的行政行为一律不可诉，导致公民权利得不到法律救济。而新法将“具体行政行为”均改成了“行政行为”，这为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去除了法律原则障碍。新法第12条将受案范围由原来的8项扩大到12项，以列举的形式将涉及土地等自然资源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支付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对征收、征用及其补偿决定不服、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不依法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以及违法集资、摊派费用等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官民纠纷等12类情况纳入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二）保障公民诉讼权利，解决民告官“立案难”问题。最高法院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国法院年均受理行政案件仅有十几万件，而2014年一年全国法院受理的案件总和超过千万件,行政案件的比例不到2%。为了打开“立案”大门，畅通“立案”渠道，破解“立案”难题。在原则要求上，新法增加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起诉权利，对应当受理的行政案件依法受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在具体程序规定上：一是明确可以口头起诉。新法规定：起诉应当向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书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起诉，由人民法院记入笔录，出具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并告知对方当事人。二是实行登记立案制度。新法规定：人民法院在接到起诉状时对符合本法规定起诉条件的，应当登记立案。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本法规定起诉条件的，应当接收起诉状，出具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并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作出不予立案的裁定。裁定书应当载明不予立案的理由。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三是明确人民法院的相应责任。新法规定：对于不接收起诉状、接收起诉状后不出具书面凭证，以及不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起诉状内容的，当事人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投诉，上级人民法院应当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四是指出救济途径。新法规定：人民法院既不立案，又不作出不予立案裁定的，当事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起诉。上一级人民法院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立案、审理，也可以指定其他下级人民法院立案、审理。
（三）延长诉讼期间，保护当事人合法诉权。原行政诉讼法规定起诉期限为三个月，当事人很容易因超过起诉期限而失去请求人民法院救济的权利。新法将起诉期限延长至六个月，同时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新法增加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科学设定诉讼程序，保障原告诉讼权利。为保障民众诉权，新法在方便原告诉讼方面新增了行政附带民事和使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等规定，以保护诉讼参加人的合法权益。新法规定：一是在涉及行政许可、登记、征收、征用和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所作裁决的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二是当事人对行政机关就民事争议所作裁决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依申请可以对民事争议一并审理。三是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认为该行政案件审理须以民事诉讼裁判为依据的，裁定中止行政诉讼。新法增加简易程序，有利于提高审判效率，降低诉讼成本。新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第一审行政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具体范围为：一是被诉行政行为是依法当场作出的；二是案件涉及款额二千元以下的；三是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四是当事人各方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发回重审、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行政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审结。同时，新法将第一审案件和上诉案件的审理期限分别修改为六个月和三个月。为了更好地解决争议，新法还增加了调解制度。新法第六十一条规定：行政赔偿、补偿以及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的案件可以调解。
（五）法院审查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侵权要担责。新法增加了对规范性文件进行附带审查的内容。新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新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经审查认为上述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向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这一规定将有效防止规范性文件侵权越位，否则，因文件制定出错侵权，制定机关将承担法律责任。
（六）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破除“告官难见官”现象。在行政诉讼实践中，“告官难见官”已成为一种常见现象。新法第三条增加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同时，为确保这项规定落到实处，新法第六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将被告拒不到庭或者中途退庭的情况予以公告，并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被告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依法给予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处分的司法建议。市上将出台的《商洛市行政机关应诉办法》，要求是，被诉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必须出庭应诉。
（七）设定惩戒措施，约束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为保证法院判决得到落实，新法规定：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是对应当归还的罚款或者应当给付的款额，通知银行从该行政机关的账户内划拨；二是在规定期限内不履行的，从期满之日起，对该行政机关负责人按日处五十元至一百元的罚款；三是将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情况予以公告；四是向监察机关或者该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司法建议，接受司法建议的机关，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告知人民法院；五是拒不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社会影响恶劣的，可以对该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拘留；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为解决“执行难”问题提出了“空前严格、空前严厉的措施”。
（八）复议机关成共同被告，督促复议机关依法履职。新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复议决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这一修改有利于加强、促进复议机关履行法定职责、依法主动纠错，对该撤销的予以撤销，该变更的予以变更，真正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监督作用。
（九）干扰法院判案，罚款判刑追责。为了增强行政诉讼审判的“抗干扰力”，新法在总则第三条增加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新法第五十九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存在无故推拖、拒绝或者妨碍调查、执行；伪造、隐藏、毁灭证据或者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或者威胁、阻止证人作证；欺骗、胁迫等非法手段使原告撤诉；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等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相关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或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十五日以下的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防止地方干扰法院审判，还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同时增加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根据市中院要求，咱们丹凤的行政诉讼案件，从今年的1月1日起，已经在洛南县法院审理，已经开始实行跨区域管辖。
（十）完善证据制度，明确举证责任。新法规定：一是明确被告逾期不举证的后果。新法增加规定：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或者人民法院依法调取证据的除外。二是完善被告的举证制度。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为了查明事实，新法增加规定：在两种情形下，经人民法院准许，被告可以补充证据，一是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经收集了证据，但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的；二是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了其在行政处理程序中没有提出的理由或者证据的。三是明确原告的举证责任。原行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原告的举证责任。但在有些情况下，如果原告不举证，就难以查清事实，作出正确的裁判。因此，新法增加规定：在起诉被告未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申请的证据。在行政赔偿和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四是完善人民法院调取证据制度。新法增加规定：与本案有关的下列证据，原告或者第三人不能自行收集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由国家机关保存而须由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五是明确证据的适用规则。新法增加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不得在公开开庭时出示。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对未采纳的证据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说明理由。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三、《行政诉讼法》修改对行政机关的新要求
一是延长起诉期限、口头可以起诉，行政机关被诉概率增加。这次修法，以利害关系人知道或应知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行政行为作出之日，分别作为直接起诉期限和最长起诉期限的起算点，将直接起诉期限延长至6个月，并明确了最长起诉期限，在充分保护原告方诉权的同时，督促原告方及时行使诉权。而允许原告口头起诉，使得文化水平、书面能力较弱的公民，在遇到行政机关侵权时，也可以向法院申请救济，降低了进入行政诉讼程序的门槛。对此，行政机关将面临因起诉期限延长、准许口头起诉带来的行政案件数量增长问题，在就原告起诉期限、形式等问题抗辩时，也要相应调整应诉答辩内容。
二是行政机关出庭义务强化，负责人或者工作人员应当出庭应诉。此次修法，使法院可以采用公告方式，通过社会舆论压力迫使行政主体配合行政诉讼，也可以通过司法建议引入行政监察部门或被告的上级机关进行监督，督促行政主体积极参与行政诉讼。这就要求行政机关及其负责人、工作人员必须通过培训等形式学法、用法，提高依法行政和出庭应诉技能。同时，要求行政机关负责人、行政决策者必须了解行政执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切实解决行政争议，并增强行政机关依法决策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三是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做共同被告，需提高复议审理和行政应诉能力。由于行政复议制度主要定位于行政机关内部上下级之间的层级监督，加之实行书面审理缺乏证据交换、举证质证、当庭辩论等准司法程序，行政复议一直面临着官官相护、走过场走形式的质疑。现在无论复议机关决定改变或者维持原行政行为都需要做被告，这就要求拥有行政复议职能的行政机关，需要通过集中学习、开展培训、旁听审判等方式，提高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技能，做好行政复议与应诉工作。
四是可诉行政行为范围扩大，作出关系公众权益行为均需评估诉讼风险。新法将确认自然资源权属行为、征收私有财产及其补偿行为、侵犯农村土地经营权行为、不支付社会保障待遇行为、排除或限制竞争行为、不履行或变更特许经营或征收补偿等协议行为，均明确列为可诉行政行为。这也是当前行政争议较为集中，而法院因为政府干预等原因难以受理，导致公众求告无门，社会矛盾较为突出的领域。明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行为、特许经营、征收补偿等行政协议的可诉性，使法院受理征地拆迁案件、行政合同案件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极大地保障了被征收人、行政合同相对人的诉权，同时意味着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审查监督范围进一步扩大。行政机关迫切需要增强依法行政和法律风险意识，提高依法履职能力。
五是规范性文件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制定红头文件需加强合法性审查。新法将条文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统一修改为“行政行为”，规定可以一并审查规范性文件。这就意味着，行政机关在应诉时，可以提交法律、法规、规章以外的规范性文件作为依据，若原告方就该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提出审查请求，法院可以进行审查后决定适用或者不予适用，并可向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对此，行政机关需要在适用法律规范时，更好地辨识法律冲突问题、提高适用法律能力，并在制定规范性文件时，进一步加强合法性审查等备案审查工作，避免规定与上位法不一致的内容。
综上所述，此次修改《行政诉讼法》，加大了对原告方诉权的保障力度，强化了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力度，完善了督促行政机关参加行政诉讼、执行行政裁判的制度和措施，行政机关需要更加注重依法决策、依法行政、合理行政，并尽快有效提高行政诉讼应诉能力，以面对法律修订可能带来的行政案件数量大幅增加、行政诉讼应诉难度加大等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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