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柏栋（1937年10月初于合阳县城）

王柏栋生于1910年8月3日，是丹凤县商镇显神庙人，1926年春就读于龙驹寨紫阳宫高小，自幼即萌发扭转乾坤之念，1927年3月冯玉祥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孙连仲部途经龙驹寨，他毅然投笔从戎、随军出师河南攻打军阀吴佩孚。不久，冯玉祥、蒋介石、汪精卫互相勾结镇压工农革命。他目睹了该部的反共行径，年底，当即愤然离队回乡重新就读于朝阳乐育小学（今两岭小学），于1929年夏毕业后，受父命到河南荆紫关其岳父处当学徒做生意，同年便瞒着家人到杨虎城属下的补充第四旅长杨子恒部当兵，因他勤奋努力，又有文化被杨子恒赏识留在身边当勤务兵。时间不长适逢杨虎城将军在南阳办教导队，王柏栋被保送到南阳教导队学习，由于教导队的骨干多为共产党员，他的心情十分舒畅政治觉悟大为提高，1920年6月经南阳教导队第二中队阎维良、王允端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国民党军阀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混战中原。杨虎城十七路军奉命讨伐冯玉祥，由南阳开赴洛阳，继而住进西安。同年10月经十七路军中党组织介绍，王柏栋与中共陕西省委士兵工作委员会接上了党的关系。根据组织安排，在教导队学习结束后王柏栋仍回到杨子恒旅。此时，该旅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第四十九旅，他先后任见习警卫排长、连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侵我国土，“恢复失地，还我河山”，古城西安抗日怒潮风起云涌。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宣传大纲》，要求各级共产党组织在工人、农民、士兵、学生、群众中广泛宣传动员，建立反帝运动群众组织，罢工、罢课、罢操，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的侵略暴行，打倒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政府，拥护红军，反对国民党“围剿”红军，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号召广大民众驱逐日本侵略者。他找到陕西第一师范学校学习的学友米信公，开导米信公投身于救国救民斗争，还送给《告西安各界人士书》、苏联《真理报》（中译版）等抗战宣传品，抗日救国宣传单秘密发送到学生手中，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爱国师生的斗争积极性。陕西第一师范学校、省立一中、省立二中以及市高中等校广大师生，先后掀起了诸如“驱逐师范学校校长候培苍”、“反对蒋介石在西安设立陪都”、“驱逐省党部委员捣毁国民党省党部”，喊出“打倒卖国政府！打倒省党部”的口号，举行革命兵变，开展游击战争，推翻国民党统治。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为捣毁国民党部及非基运动宣言》。西安群众和各校学生纷纷成立抗日救亡团体，发宣言、提抗议、抵制日货，坚决反对南京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和卖国投降主义，成立了西安学生反日总会，教育厅长李范一极力压制学生爱国运动和学术自由，辞退进步教师，逮捕进步学生，不久被进步势力赶走，杨虎城另任李百龄（寿亭）为陕西教育厅长。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在三原武字区、心字区一带组织农民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在省委和三原县委领导下，武字区的中共党组织很快恢复，发展党员200余人，中共武字区委组织了武字区反日会，候守愚任主任，下辖5个分会。王柏栋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发动兵变受到通缉，到甘肃参加“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被安排到警卫队。

1932年到1933年，按照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将所谓“陇东十三师直辖警备骑兵第二旅”（晋西游击队加南梁游击队）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总指挥谢子长，政委李杰夫，副总指挥刘志丹，参谋长杨重远，参谋荣子卿，经济处主任马云译，下属两个专队，还有一个警卫队，一个骑兵队，王柏栋任警卫队政委。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分队”，王柏栋仍任警卫队政委。陕甘游击队袭击旬邑县职田镇，摧毁区公所，缴获三百多枪支和大量子弹，后到达耀县照金缴了民团的枪。3月，陕甘游击队到达同官（今铜川）马四什村高山煤矿区，动员矿工当红军。王柏栋在宣传动员群众工作上显露了他的才能。多年后，在陕北，有当时经他动员参加红军的矿工对王柏栋的弟弟王杰说：“都是听了你哥哥的话才来当红军的”。4月，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陕甘边第一个工农苏维埃政府)在耀县照金镇土儿梁宣告成立。周冬至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机关驻薛家寨。这里先后有医院、被服厂、修械所等。5月，王柏栋在渭北游击队任参谋和二分队队长。据渭北游击队老战士回忆：“王柏栋当时在游击队很活跃，爱说笑，思想开朗，和同志们关系相处的很好，很受大家的尊重。柏栋同志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但对我们的影响是很深的。”6、7月，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四团，王柏栋任一连政治指导员在富平淡村打了一次漂亮仗，缴获长短枪支30余支。这次战斗是王柏栋带领六人，一行化装成便衣把敌人引导预定地点后取得胜利的。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习仲勋、秦武山、张秀山，省委特聘派员高岗，红四团政委杨森、红四团团长黄子祥、红四团参谋长王柏栋，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耀县游击队三支队张邦英、陈学鼎、陈国栋，决定成立陕甘边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部撤销，该部编为一个大队，王泰吉任大队长，各部基本按原部队活动。9月-12月，王柏栋参加了智取张洪镇（旬邑县政府所在地）、奇袭甘肃合水县、庆阳毛家沟等战斗。

商洛工委旧址（摄于2009年）

1934年，王柏栋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直属炮连连长，经中共陕西省委同意到汉中找陕南特委汪锋、张德生汇报工作，10月回到商洛镇显神庙，回想自己和同志们在陕甘边的浴血奋斗过程，百感交集。10月29日，他在自家墙壁上用毛笔写下“为了人类未来的光荣，终要渡此血的惨辜生涯”的誓言以自勉。同年11月，红二十五军一个小分队在中共商洛特委成员、少年宣传队队长程启文领导下，在丹凤县孙家山一带组建苏维埃政权，受到敌人“围剿”。他得知后，立即向幼年学友、商洛镇民团团总张虎森开展统战工作，劝他在民族危亡时候要团结对外。

1935年春，程启文、张虎森及其一位姓吴的秘书相聚在柏栋家中商议，达成了互不侵犯协议。之后，张虎森还给红二十五军小分队订了几份报纸，经常派老百姓送来。国民党军队一有行动，他就派人来秘密通报。3月，商县、洛南、商南三个县的伪保安团和陕军两个营来围剿孙家山，张虎森派心腹送来密信。王柏栋冒雪徒步80余里，来到孙家山和红二十五军小分队队长程启文取得联系，使红军安全转移。之后，他又回到甘肃庆阳以北150里华池县南梁中华苏维埃陕甘边区政府，主席习仲勋、秘书长张文华、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张文华后来回忆说“我在庆阳南梁第三次见到王柏栋，他这次是由家里来的，他还带来了红二十五军关于怎样分地的文件，还带来有红二十五军自编的歌曲。如：莫打鼓来莫敲锣，听我唱个兵变歌，地主要苛官要捐，逼不过才进了营盘，出得门来去当兵，只望当兵有出息……”

9月初，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在所谓的“肃反”中，王柏栋同红二十六军大部干部被错误关押在“瓦窑堡监狱”。他在狱中渡过了一个多月。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旗

镇，毛泽东主席派周恩来亲自去接管了“瓦窑堡监狱”，很快处理了这一大错案，全部释放了在押人员。在延安以北的一个大村庄，王柏栋巧遇他在家乡救助过的红二十五军小分队长程启文。他一把拦住刚刚胜利到达陕北的程启文，高兴地说：“小程同志，你们终于来到陕北，我们又汇合了！这一回可不象在我家乡秘密接待你，我们要好好犒劳犒劳红军同志。”

1936年，在“一二、九”运动影响下，西安各界学生救国会和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相继成立。4月9日，周恩来在延安桥儿沟与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就联合抗日问题进行谈判。红军为了保持抗日实力和表示抗日诚意发表“停战协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红军西征，张毅忱回忆“柏栋又从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地方科科长调任红十五军总政治部地方科，后又到敌工部任科长，先后到保安（今志丹县）靖边定边、宁夏的盐池、玉王县和陕甘等地做争取群众工作，工作积极主动，能及时完成上级分配任务，一般同志完不成的任务他能完成，很会做群众工作，大家对他印象很好”。这年8月，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组织成立预海县回民自治代表大会筹备会，李富春、王首递、程子华、唐天际、黄镇、王柏栋、杨奇清、马青年等人用投豆子的方式民主选举了我党领导的民族自治政府，开创了我党民族自治的先河，还组建了一支“抗日救国江湖游击队”。马青年任队长，政委是红十五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王柏栋。江湖游击队的队员一部分是当地贫苦的回汉群众，一部分是哥老会，协助红军扰乱和牵制敌人。“双十二”事变以后，部队奉命南下，从宁夏玉王县出发经甘肃庆阳进入陕西永寿，通过蓝天到达商县，住在商县城内学校。因王柏栋是当地人，他就搞地方工作。部队在商县住了两个月。期间，他发动群众，组织筹粮筹款，发展组织。

1937年1月，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发表《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陕西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在西安高中召开陕西学联大会，成立陕西省学生救国联合会，李连壁任学联主席。为加强对学联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中共陕西省委学生工作委员会，黄学源任省委学委书记。“七七”事变爆发，8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同年8月，王柏栋任红十五军团募补处负责人。这时，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遂在泾阳县云阳镇建立了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王柏栋任地方科科长。后又根据工作需要，中共陕西省委派他任中共商洛工委书记。同年11月，他返回家乡商洛镇，就把他家作为中共商洛工委工作办公的地址。12月下旬，他参加了陕西省委在云阳镇召开的传达中央政治局关于洛川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会后，王柏栋根据家乡群众受红军影响易发动的优点，以他母校两岭朝阳乐育小学为中心，广交进步师生，并向师生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从中发现并培养积极分子。同时，他又把发动范围扩大到龙驹寨小学、商县中学、商洛镇农村和民团中，先后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日促进会、国难研究会、妇女救国会和抗敌后援会等抗日救亡组织。在此基础上，他积极发展了王连成、刘丹东、米信公、王士哲、巩德芳、巩德胜、王柏梁、王柏桢（柏栋两个弟弟）、薛兴军、彭一民、陈寿益、陈效真、雷振杰、刘焕尧、李长华等一批20多名共产党员，建立了商洛镇、两岭村、商县中学3个党支部和龙驹寨党小组，并分批把党员、民先队员送到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及安吴堡青训班学习。同时，他还广泛结识王佑卿、王建三、张德祥、刘筱斋、刘松林等开明人士，并对一些地方民团头目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很快结成当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年4月，龙驹寨保安中队队长冯麟生唆使国民党驻军马彪师长，收了商镇民众抗日武装100余支枪。王柏栋为此三下龙驹寨同国民党驻军讲抗日统一大计，说服驻军索要回原被没收的商镇联保处百余步枪，用以组建当地抗日武装。当向驻军要回抗日武装后为感谢驻军申明大义，他又组织了老君河、商洛镇一带千余民众，拿鸡蛋、牛羊肉等对驻军进行了慰问。之后，他又闻知汉奸组织复兴倒蒋保皇党（俗称黑煞道）在龙驹寨、商县夜村进行暴乱。他再次下龙驹寨做国民党当地驻军暂编骑兵第一师师长马彪的工作，黑煞道策划在龙驹寨和夜村暴动，被一举歼灭。到6月底，中共商洛工委30余名共产党员，为商洛山区以后的艰苦斗争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

6月，省委巡视员赵希愚到商洛，高度评价王柏栋回商洛7个多月，就将党的影响扩大到商县、商南、洛南、山阳等县。他在两岭朝阳乐育小学、龙驹寨高小、商县中学及商洛镇农村和民团中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抗敌后援会等抗日救亡组织。并分批把党员和民先队员送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他广泛结识爱国进步人士，并对一些地方民团头目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很快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组建抗日武装。对此，国民党陕西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温良儒怒不可遏，曾三次“告诫”要他离开当地。王柏栋义正词严，晓以民族大义，并以蒋介石“人不分男女老少，地不分南北东西，都有抗日守土之责”之“训示”据理力争。温无言答对，遂蓄谋暗杀，指示冯麟生买通土匪头目曹建勋。7月２5日黎明，曹率匪众到显神庙向王柏栋连击数枪，将他杀害于家中，时年仅28岁。          

1938年8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在泾阳县云阳镇举行王柏栋烈士追悼会，汪锋同志致悼词，称赞他是“群众领袖”，是“最忠实、最勇敢、最积极的民族革命战士”。翌年，省委书记张德生同志在《纪念七一与陕西共产党》一文中，又满怀革命激情地颂扬了王柏栋同志，把王柏栋和刘志丹、谢子长、魏野畴、李子洲等著名烈士并提，文章中写到“这种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为党为革命牺牲一切的伟大精神，真不愧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华民族的英雄，顶天立地的好汉。”

商洛工委书记王柏栋办公地

2010年建立的中共商洛工委旧址暨王柏栋烈士故居展室

王柏栋牺牲后，他的遗体存放在棺材里，置放在庭院的后场，用土坯和泥封住，直至解放后的1951年，人民政府将他安葬在金凤山烈士陵园。1988年7月25日，商洛地委行署在王柏栋烈士牺牲50周年隆重举行了纪念大会。2011年，在庆祝建党90周年之际，党和政府在中共商洛工委旧址——王柏栋烈士故居修建了纪念展馆，并确定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16年建成的商山火炬广场

今天，我们缅怀先烈，就是要弘扬先辈革命精神，珍惜和平岁月的美好时光，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聚精会神谋发展，埋头苦干奔小康，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好，在烈士用生命鲜血染红的这块土地上做出无负于时代的贡献，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百年梦想，以实际行动告慰长眠于地下的先烈。

先人已逝，保家卫国抗战精神永存！

段海波  王丹华整理